在旧常态中,由于经济与社会、宏观与微观运行都比较平稳,因此每个领域的政策工具与目标是各自匹配、各自独立实施的。
实际上,我们的广义货币M2超过117万亿元,但中国的CPI这两年并不高,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年的经济可能比我们原来的预期还要悲观。
企业的融资成本低了,实际利率降低了,整个经济才能盘活。目前可选择的宏观政策只有两项:一是放松货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最后留给大家两句话: 一句是美国罗斯福政府时期的美国银行家、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34-1948)马里纳o斯托达德o埃克尔斯(Marriner Stoddard Eccles)曾说过一句话:"货币政策就像是一条绳子,只能拉不能推"。广交会没有像今年这么差。劳动力成本不可能降下来,企业融资成本又这么高。
但比较有趣的是,出现了贷款和社会融资的喇叭口,贷款增加,GDP却在下行。还有一个劳动力成本上升,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接近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平均水平,和俄罗斯差不多,远远高于越南、孟加拉、菲律宾、印度等东南亚国家。除了土地价格上涨、土地资源大多由政府拥有这些土地本身的情况之外,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也加剧这一局面的扩大。
国有土地使用权都是属地划分原则。市场条件下,政府依然是土地有偿使用和流转的主角。无论是制度规定还是流转状态,都为政府集中利用土地、出让土地提供了可能。虽然可以交易的土地一部分集中在居民或企业手中,但是社会持有的土地,可以通过拆迁管理,通过回购或异地补偿的方式重新回到政府手中。
其二,土地市场的供给端计划管理与需求端市场定价导致了土地出让收入急升。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不带来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却带来了土地出让金收入。
这种联系的根源在哪里? 其一,现行土地制度为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取财力提供了政策依据。特别是近20年来,收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土地市场发育、土地价格形成与土地交易展开的基础。土地价格市场化与政府拥有土地之间形成的上下游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提供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进而构成地方财力的来源。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我国土地制度决定了现行的二元土地经营管理模式。出让国有土地获取土地出让金,就是其他收入权利的主要体现。总的来看,现行土地制度,特别是各地实施细则的制定,都是构建在这两项法律基础之上。
现行土地制度秉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对土地公有制的相关规定。这就形成了政府供给土地的主要模式。
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在根本上体现了我国土地制度的特征,也成为了我国土地开发利用的政策依据。大多数土地都是靠行政划拨的方式进行配置。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几乎没有形成,土地要素没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可能,也没有需求方迫切购买土地用于建设。从管理模式看,所有土地按照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进行分类管理。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扩张通常源自制度供给。从各国经验来看,土地价格上涨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步,也是衡量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固定资产价格的重要依据。从经营模式看,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土地使用权可以进行有限转让。自从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市场诞生过后,土地作为房地产的基础,其交易价格逐步向市场价格靠拢,形成与房地产同步上涨的趋势。
进入专题: 土地制度 土地财政 。行政区划内的国有土地,特别是更具价值的城市土地,其使用权出让大多集中在当地政府手中。
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取土地出让金的政策来源也在于此。我国地方政府财力的增加既有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有制度授予的其他收入权利。
且土地出让金与我国财政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国土地的城乡分治,通过土地国家所有和土地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实现。
卖地融资、以地换发展成为各地方政府主观与客观的共同选择在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只得采取极为严苛的手段防止资本外流。自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之后,汇率投机和套利交易也因此大幅增加。央行大力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并以此创造了巨额流动性,迫使当局采取大规模冲销措施,以避免增量超出货币基础的设定目标。
粗看之下,这种说法似乎不太正确。随着中国放宽利率和短期资本流动,将日渐难以反抗蒙代尔的无可调和三角定律,因此,中国最终应在维持现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
来源:中国证券报 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蒙代尔三角 。在极端情况下,这甚至可以在金融安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当然,虽然资本管制存在漏洞,但这毕竟增加了短期资本进出中国的交易成本,因此减少了人民币汇率的上行压力。在过去30年间,中国绝大多数时候都拥有资本账户顺差,并自1993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
中国当前正奋力同时实现这三者,尽管这种做法越来越难以掌控。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政策的不合理性也日益凸显。冲销政策也导致了资源的严重错配,最明显的就是其异化成为对出口部门的补贴,却让其他经济部门因此受害。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取决于有多少货币市场干预下产生的流动性是被冲销掉了。
试图控制跨境资本流动的努力从来都收效甚微。而冲销中使用最频繁的货币工具则是公开市场操作。
但是,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管制,跨境资本依然继续不断穿越(若非完全自由的话)国境。不管使用何种机制,冲销的成本都极为高昂。
在本世纪初那几年,投机者赌人民币升值,在2004-2006年间又押注资产价格升值,导致短期资本开始流入中国。此外,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强制购买央行票据,严重挤压了商业银行利润空间,该情况在利率管制放松之后还将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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